11月7日，弘文学堂第十讲——“以屈为镜：两汉拟骚作品中的文人形象”在际銮书院博学厅顺利举办。本次讲座由武汉大学文学博士凌云主讲，22级新功能材料与技术实验班周佳敏同学主持，书院各年级学生共计90余人参加。

凌云老师以屈骚（屈原的骚体文学作品）及两汉拟骚作品中的屈原形象为主线，系统阐述了二者关系及对屈原精神的继承与发展情况。

图/凌云老师

屈原其人

屈原是中国战国时期诗人、政治家，他家世高贵，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据《史记》记载，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从政早期曾担任左徒，深得楚怀王信赖。然而他身处君昏臣佞的楚国，“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命途多舛，屡遭疏放，只能作诗自遣，最终在汨罗江怀石自沉。

屈原原型的形象特征

凌云老师谈到，《离骚》的开篇称：“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正是因为屈原对自己楚国王室身份的认同，才生发出他对楚国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躬身入局，在不得志后又寄意辞赋。他身怀高才大德，却不合时命，故而常常在作品中透露出悲怨情绪。但屈原的悲怨并不局限于自己，而是上升为悲世之怨。他哀叹，彷徨，却不屈服，表现出极强的执着精神。凌云老师认为，这种执着一方面表现为对志节的守护，另一方面表现为对理想的坚持。正如他在《离骚》的末尾处写下的“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尽管他几度想放弃对抗，但最终他仍然心系家国，不忍离去。

图/讲座现场

两汉拟骚作品中的文人形象

——继承与革新

两汉时期，文人模仿屈骚创作的主要动机是抒发时运不济、仕途偃謇和怀才不遇的悲伤与怅恨。在拟骚文本中，其潜在的主体形象都是创作者自身，他们或代屈原立言，或淡化屈原身影、借楚辞来宣寄情志。除了继承高才大德与不合时命的形象特征，他们也对屈原原型做出了革新，即在表达悲怨时，其关注的对象已由外在的江山社稷转向内在的个体命运，同时，其意识倾向由执着对抗转向有限的超越。

凌云老师指出，这一现象折射出了两汉文人对自我与困境的理想化认知。一方面，这反映出时代带给他们的痛苦和无奈；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他们不甘幻灭的不满和抗争。如果说屈原与命运的执着对抗首次成为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象征，那么继屈原之后，两汉文人的拟骚创作便可视为汉代士人对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认可、向往与追摹。

图/讲座现场

通过本次讲座，书院学子们了解了屈原与两汉拟骚作品的关系，也对骚体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拟骚作品对屈骚的传承、创新正是对先秦以来中华民族个人抗争精神和家国情怀的赓续与发展。“文章合为时而作，诗歌合为事而作”，愿书院学子在日后的学习与生活中，秉承不屈之志，保持独立精神；以屈为镜，心怀家国，关注时代，执笔写心。